资本外逃的产生原因

1. 资本外逃的产生原因

一般来讲资产外逃多由于经济原因造成,但中国资产外逃主要是大量贪官通过挪用,诈骗等手段携款外逃.资产外逃可能对投资者产生不利影响.资产外逃一般会伴随着汇率的剧烈变化(贬值).一部分业主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心存疑虑；腐败分子、走私集团转移资金等。经济体制不健全，管理强度弱。 一国的政局不稳，实施外汇管制或政策法令的限制投资应用:恰如资产市场是经济晴雨表的说法，当发生资产外逃事件时，通常也是经济将遭遇衰退的前兆。一次大规模资产外逃事件是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境内外资金逃离亚洲各国后，该地区用了2-3年时间才从衰退中摆脱出来。中国由于还实施严格的资产项下外汇管制，出现大规模资产外逃的可能性不大。在中国，资产外逃是指未经批准的、违法违规的资产外流，是超出政府实际控制范围的资产流出。不能把资产流出都看做是资产外逃。资产流出中大部分是经过批准的合规的流出。比如，经过批准的外债还产付息、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机构资产存放或拆放境外同业、购买外国证券、贸易信贷，等等。 即使在未经批准的违规流出中，也有一些用于正常投资和经营目的，之所以违规流出，主要是躲避繁杂的审批程序或者是为了降低其他交易费用。 　资产外逃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资产外逃也不仅仅是为了逃避外汇管制，还有的是为了规避国内政治和经济风险，逃避税收征管，或是为了洗钱和转移资产。从中国实际情况看，资产外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由于担心私人合法资产被侵占，一些私营企业主采取抽逃资产或购买“绿卡”到国外的办法，将资产转向所谓“避风港”国家。同时，由于中国仍然对资产项目严格管制，移民的财产只能汇出收益部分，而产金部分不能转移，也会引起变相抽逃。

2. 资本外逃的资产外逃的主要方式和渠道

中国实际存在的资产外逃方式多种多样，分析来看．主要有以下五类：（一）以“价格转移”等方式通过进出口渠道进行资产外逃。“价格转移”是各国不法企业常用的转移资金和利润的方式，具有相当的隐蔽性。高报进口骗汇，低报出口逃汇，一直是中国资产外逃的主要渠道。同时，以出口不收汇，进口不到货，通过假造贸易单证骗汇，或将外汇截留境外等违法行为，也是我国资产外逃的重要方式。1998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开展的外汇大检查中，发现骗汇金额超过了100亿美元，据分析，其中相当部分可能已经外逃。（二）虚报外商直接投资形成事实上的外逃。较为典型的做法是：中、外方合谋，以高报外方实物投资价值或中方替外方垫付投资资金的方式，通过设立合资企业向境外转移境内资产或权益。同时，由于一些社会中介机构为外商投资企业虚假验资，产生外商直接投资高报。这些虚增投资最终都会以利润汇回或清盘形式要求换汇汇出，从而形成迂回的资产外逃。（三）通过“地下钱庄”和“手机银行”等境内外串通交割方式进行非法资产转移。所谓“地下钱庄”的做法是，换汇人在境内将人民币交给地下钱庄，地下钱庄则将外汇打入换汇人所指定的境外账户。日前，有关部门查获的两个地下钱庄，就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非法交易，涉嫌金额都在20亿元人民币以上。所谓“手机银行”，就是专做外汇非法交易的掮客，与境外机构或个人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只须打个电话，就可以做成一笔汇兑生意，境内是人民币从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境外是外币从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在我国沿海的个别地区，这些人几乎成为半公开的经纪人，并建立了“良好的信誉”。此外，还有一些境内企业与业务伙伴等较熟识的境外企业进行所谓的“货币互换”，境内企业直接在境内为境外企业提供人民币进行各种支付，境外企业在境外以约定的汇率折成外币偿还。（四）金融机构和外汇管理部门内部违法违规操作形成的资产外逃。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外汇管理部门在办理结售付汇业务或有关审批手续时，可能放宽真实性审核标准，为客户违规划汇资金，或者内部个别工作人员与不法分子串通，为资产非法转移提供方便。同时，金融机构也存在违法违规资金划拨的可能。一些金融机构无单证或单证不全售汇，乱放外汇贷款，滥开信用证等，也造成了国家资产和外汇损失。（五）通过直接携带的方式进行资产外逃。我国允许境内居民个人携带2000美元外币（超过的需要银行或外汇局开具外汇携带证），或6000元人民币现钞出境，用于境外经常项目支付。但是，如果当事人使用这笔资金购买证券或转存银行，那就成为资产项目支出。对于那些频繁出入境的人员来说，多次合法携带的资金就可能是一个较大的数目。实际操作中，违规超限额携钞出境的现象也十分常见，另外，旅行支票和外币信用卡理应用作境外个人消费，但也可能转成资产，形成资产外逃。

3. 资本外逃的介绍

资产外逃（Capital flight）是资产流出中“非常的”那一部分，其中既包括规模未被政府准确掌握着的资产流出部分，如出口低报和走私等；也包括渠道未被政府准确掌握着的资产流出部分，如资产项下的资产混入经常项下流了出去等。由此不难看出，资产外逃具有极强的违规性与隐蔽性，因此其规模很难被准确衡量。

4. 资本外逃的精要解释

一国或经济体的境内及境外投资者由于担心该国将发生经济衰退或其它经济或政治的不确定性而大规模抛出该国国内金融资产，将资金转移到境外的情况。

5. 资本逃避的我国资本外逃的类型

我国资本外逃的类型：一种是属于正常的资本流出，但有些不正常的原因，或者说在资本流出中有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私人资本，由于我们在法律和实践上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不够，私人企业赚了钱就存到国外，它们的量也相当大。再一种是属于非法所得，包括一些官员、经理人员和业务人员通过贪污受贿、寻租以及从国内外公司等得到的非法收入或黑色收入，这笔钱被转移至国外，每年亦不少。还一种是利用贸易渠道，少报出口，多报进口，尤其是通过少报出口，实现资本外逃。比如出口报低价，但实际所得要高，这高出来的部分就尽量不结汇，把资产留在境外。这种情况近年来比较明显，因为汇率问题包含投机心理在内，人们预期人民币会贬值，一些公司就更多地持有外汇，把钱截留在国外，不结进来。这部分逃出去的资本每年达到一、二百亿美元的规模。尽管如此，就目前外逃的国内资本来看，学术界的共识是，主要有三类：一类是通过贪污、受贿、寻租以及出售国企等手段侵吞的国有资产；另一类是从事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等获得的巨额财富；第三类是通过合法经营积累的私人资本。前两类资本的占有者是担心非法所得放在国内不安全而设法将其转移到国外；后一类资本的所有者则是担心合法财产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保护而向国外抽逃。据分析，国内资本外逃的主力军是不法资产的占有者。在外逃的国内资本中，也有一些是由于合法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而选择外逃。客观地说，在我国现有法律环境下，合法的私人财产尚不能得到很好地保护，私有财产被无理侵占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一部分私营企业主，担心有一天资产、人身遭遇不测，于是纷纷采取抽逃资本或购买“绿卡”到国外的办法求得自保，民间把这种现象称为“开天窗”。据民主建国会北京经济学院支部和中关村试验区支部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北京资产总额超过5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主中，向国外抽逃资本者已占三成以上，而且这个数字日益猖獗的资本外逃，不仅造成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削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而且动摇了人们对人民币汇率持稳的预期，增加了防范金融危机的难度，甚至可能直接诱发金融危机。因为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了外币的供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外币的需求。如果持续外逃导致汇率持续下降，必然导致恐慌，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资金外逃，最终酿成金融危机。尽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近年来国内宏观经济稳定增长，通货膨胀率较低，汇率稳定，外汇储备稳步上升，资本外逃对国内经济的冲击还未充分显现出来；但如果对之掉以轻心，迟早将会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在这方面，墨西哥与东南亚国家的教训已经够深刻的了。

6. 资本外逃_是什么意思啊？

同学你好，很高兴为您解答！

　　资产外逃（Capital  flight）是资产流出中“非常的”那一部分，其中既包括规模未被政府准确掌握着的资产流出部分，如出口低报和走私等；也包括渠道未被政府准确掌握着的资产流出部分，如资产项下的资产混入经常项下流了出去等。由此不难看出，资产外逃具有极强的违规性与隐蔽性，因此其规模很难被准确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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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资本外逃_是什么意思啊？

资本外逃，是指由于资本持有者对一国的政治或经济形势产生恐惧、怀疑，为了规避风险和管制，而将资本转移到其他国家的一种非正常的资本外流。
 
大量资本外逃是爆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线，同时它反过来又加深金融危机的程度。因此，资本外逃是衡量一国经济结构完善状况以及金融体系潜在危机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资本外逃可以通过合法和非法途径进行。非法的资本外逃是非法赚得、非法转移或非法利用的资金的跨国移动，即对违法取得、违法移动或违法使用的资金进行跨国转移。
 
非法的资本外逃主要运用的是刻意不实呈报的手法，但也经常通过被用以合法转移资金的管道，这种做法，再加上租税天堂提供的不透明性和保密，造成主管当局在试图辨查资本外逃线路时，遭遇极大的困难。

8. 如何应对资本外逃和经济放缓的两难困境

近年，随着我国央行降息，美联储加息，中美利差逐渐缩小。于此同时，近期人民币汇率下调更引发了人们对于资本外逃的忧虑。短期大额资本跨境流动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是短期的汇率预期和利差。因此，想有效减少资本外流，有两种方式。一是使用行政手段更加严格地管制资本流通，比如减少个人兑换外汇的额度、在已经开放资本账户的情况下重新关闭资本账户等。二是利用市场规律，适当提高短期利率以保证短期利差向有利方向改变，同时大幅压低长期利率以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

我们认为，资本账户管制的成本过大。使得改革进程倒退。巴西等国的历史经验也证明未必有效。并可能酿成更大的外汇挤兑恐慌。相反，利率扭转操作方法针对性强。可有效改变短期汇率预期。操作上，历史上美国也有过成功经验。对于中国内生性强但又开放的经济大国来说，具备充分多样的政策选择条件。

我们只要保证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降低政策的不确定性，稳定长期投资的国际资本。同时，把政策重点放在防范和应对追求短期利差和被预期驱动的套利资本或者“热钱”上，利率扭转操作完全可以有效应对极端情况下的资本外逃。

随着美联储短期目标利率提高，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两年降息，中美两国的短期利差不断缩小。在此背景之下，资本外流现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近几天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更加深了人们对资本外逃的忧虑。

虽然中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放开，绝对自由兑换外币尚未实现。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加深，资本大量外逃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极端情况下，如果中国1.09亿中等收入人群使用每人每年5万美元的换汇额度，亦可造成5.5万亿美元的巨额资本外流。5.5万亿美元可逐步消耗掉3.3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虽然这只是一个极端情况，但是政策上我们最好也要做到未雨绸缪。关于应对资本外逃，有两大措施。一是资本账户管制，二是利率扭转操作。

一、资本账户管制


资本账户管制可采取的方式包括，减少个人兑换外汇的额度、在已经开放资本账户的情况下重新关闭资本账户等。这种方法看似易于操作，简单有效，但是与市场化的大趋势逆向而行。并且，使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开放的进程出现倒退，长期来看并不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原因如下：

首先，操作成本过大。2015年，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开放方面取得了两项巨大的成就：一是美国国会批准了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由此，中国将成为IMF第三大成员国，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份额上升。二是IMF正式批准人民币加入SDR，新的货币篮子将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两个事件共同提升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稳定和自由使用是IMF对与SDR篮子货币的要求。资本市场的开放根据经济形势虽然可以放缓甚至暂停，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人民币国际化不能出现倒退。一旦出现改革的倒退，将对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信用造成严重的甚至是永久的伤害，几十年对内对外的经济改革和努力可能毁于一旦。

其二，资本外逃的手段多样、防不胜防，资本管制未必能够有效地阻止资本流出。国际经验表明，资本账户管制很难成功。以巴西为例，上世纪90年代巴西政府对资本流动采取了多种政策管制，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投资者和投机者总能找到政策的漏洞，因此巴西政府被迫不断采取新措施以堵塞原有的漏洞，但最终管制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

其三，即使严格的资本管制一时防止了大量资本的外逃，也是治标不治本，政策和经济的不确定性可能酝酿更大的危机。市场参与者与政府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导致了有多种均衡局面的存在，如果政策得当会使经济向好的均衡发展，处置不当会转向“自我实现”的货币危机。于是政府的相机抉择行为在整个危机过程中占据主要地位。即使在没有货币长期贬值预期的经济环境下，如果政府采取不当的政策应对短期的资本外流，也有可能引起投资者信心丧失进而导致市场预期的传递。最终，汇率市场的短期波动变成自我实现的恐慌和货币危机。

因此，利用行政手段强行关闭资本流动的通道，并不是最优应对措施。

二、利率扭转操作

在中国保持稳定经济增长条件下，降低长期利率提升短期利率扭转操作可行性更高也更加有效。

首先，中国经济即使放缓，每年也仍将至少6%的增长率，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因此，只要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在中国进行长期的投资对发达国家的资本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因此，一旦明确了政策目标，就可对症下药。既然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短期利差更为敏感，那么我们可提高短期利率，提供跨境资本需要的短期利差，并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同步增长。有了利差，国际资本就没有出逃的动力，资本外逃的问题很可能迎刃而解。

当然，提高短期利率对宏观经济有负面的影响。宏观经济目前处于下行阶段，货币政策应该适当放宽而并非紧缩。如此一来，在刺激宏观经济和防止资本外逃上货币政策出现了两难的局面。一般来说，一个小国开放经济会面临“三元悖论”，也就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但对于一个开放经济大国，尤其像中国如此庞大的经济体而言，“三元悖论”就未必成立。开放经济大国同时具有自给自足经济和大国开放经济的特点，完全的资本流动对于大国来说并不存在。因此，大国开放经济是可以通过内部政策的调整来同时达到稳定外汇市场和国内经济的目标。而且，我们的货币政策工具是多样的，并不是只有单一的调节短期利率，我们在运用短期利率工具解决资本外逃问题的同时，可以采用其他工具来弥补短期利率升高对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譬如下调存款准备金。

我们国家的存款准备金率高达20.5%，有很大的下调空间。央行可以在提高短期利率的同时降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如此操作既保证了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也给了银行更多的发展空间。其实，在上一个十年的经济扩张周期，央行也是采取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的方法来冲销大量海外资本流入。

另一方面，央行还可以使用长期借款便利，或者大量购买国债和2015年置换后的省级地方债，来进行扭转操作从而降低长期利率。扭转操作始于1961年，当时美国处于经济危机环境中。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约束，美联储无法降低短期利率刺激经济。在此背景下，肯尼迪政府和美联储合作推行了扭转操作——美联储购买长期债券的同时，财政部发行更多的短期国债来压低长期利率。更近的一次扭转操作为2010到2013年美联储实行的QE2和QE3。当时，在短期联邦基金率达到零利率下界的时候，美联储通过购买长期国债降低长期利率，平滑收益率曲线，刺激投资。

除了短期的套利资本以外，经济中绝大多数的资本决策还是以长期利率作为主要考量因素。长期利率的降低非常有利于刺激个人和厂商的消费和长期投资行为，并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和经济的长期增长。而长期增长才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所在。另外，降低长期利率在刺激实体经济的同时，也有助于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形成稳定利好的长期预期。良好长期预期可减少因为看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而外流的资本，并同时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在中国进行长期投资。

因此，提高短期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降低长期利率的扭转操作，能够稳定汇率市场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同时也有利于实体经济的长期发展。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和资本市场的开放，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必然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同时需要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应对各种潜在的风险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