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的问题

1. 财政政策的问题

2. 财政政策的实施中的问题

在财政政策实施中还存在许多实际问题，这些问题要影响到政策效应。首先，任何一种财政政策都有其正效应，这就是说，在一项政策实现其最终目标时必然产生某些副作用。例如，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刺激经济的同时，也会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实现充分就业的代价是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在刺激总需求的同时又会使利率上升，抑制投资，这就是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减少了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的作用。其次，宏观经济政策仅仅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政策问题，实际上政策效应还要受到许多非经济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的影响。国际上的政治斗争、国内的政治问题，都要影响政策效应。因此，仅仅从经济角度来分析政策效应是不够的。实际上，决策者在决定政策时要对各种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作出综合的分析，否则很难达到预期的政策效应。最后，就经济因素而言，宏观经济学也并不是完全的，这样，也就难免作出错误的决策，从而影响财政政策效应。

3. 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对策

 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拉动需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初期，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容易操作，而且见效快，因而是无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投资品及消费品价格开始止跌回升，这说明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有效需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移到有效供给上来了。经过3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率、债务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警戒线，虽然负债率还较低，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相对低下，因而以西方发达国家及欧盟成员国所确定的警戒线标准来说明我国的国债发行还有较大的空间，这是不正确的。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应控制在20%以内为宜，最多不得超过30%，否则有发生财政危机的危险。由此可见，以扩大国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旨在拉动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上来。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 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的重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首先，在国债方面，虽然维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必要的，但国债发行规模要加以严格控制，国债增长速度应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债风险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国债资金的运用应仅限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并重点投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和信息产业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国债资金向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包办或垄断，而是重在发挥其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国债资金应退出纳消费性领域，有关社会保障事务应通过税收等无偿性收入来解决。在国债资金投资结构上，要逐步加大新兴产业及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要加大对国债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国债资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国债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过程中，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并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财政投资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和对社会投资实施调控，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日趋下降、国债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面对中长期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巨大的投资资金需要，财政的直接投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当前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贴息支持政策性融资，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引导。目前要扩大财政贴息的资金规模，使之成为加强供给管理的有效工具。再次，要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刺激民间投资。要废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并相应调低其基本税率，取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分；统一企业所得税，给内外资企业以公平的税收待遇。取消地区性税收优惠待遇，实行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待遇。第四，要切实解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问题，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群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规范和约束政府本身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及个人的负担，调动其投资积极性。如在政府收费方面，有关政府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等都必须通过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审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常委会举行听证会。各级政府只是收费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无权进行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和调整。 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及其风险的防范，还需要其他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的密切配合。我国的一切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都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我国即将加入WTO的历史背景下，要确保其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财政政策的实施结果与预期目标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不仅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有其他的政策及制度原因。如民间投资缺乏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民间投资产业准入政策方面的障碍等，使民间投资近几年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要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必须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面给予公平待遇，废除各种歧视性的规章制度，民营企业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及银行信贷等多种方式融资。要逐步取消产业准入方面的制度性障碍，变审批制为登记备案制，除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及国防安全的领域不宜让民间资本进入外，其他领域应尽可能向民间资本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都必须对国内民间资本开放。

4. 财政所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亲亲，很高兴为您解答。根据您的问题为您提供以下回答，仅供参考哦：1.财政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做实收入等影响，财政收入大幅缩水。
（二）县级保刚性支出任务繁重，财政收支缺口明显放大。
（三）欠拨上级专项十分普遍，国库资金占压现象严重。
（四）县级政府债务包袱沉重，偿债压力巨大。
（五）企业养老金普遍收不抵支，财政兜底压力较大。
2..化解财政运行困难的对策：
（一）县级财政首先应立足自身解决实际问题。
（二）市级财政要强化市管县责任。
（三）省级财政要进一步完善上级转移支付补助办法。【摘要】
财政所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提问】
亲亲，很高兴为您解答。根据您的问题为您提供以下回答，仅供参考哦：1.财政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做实收入等影响，财政收入大幅缩水。
（二）县级保刚性支出任务繁重，财政收支缺口明显放大。
（三）欠拨上级专项十分普遍，国库资金占压现象严重。
（四）县级政府债务包袱沉重，偿债压力巨大。
（五）企业养老金普遍收不抵支，财政兜底压力较大。
2..化解财政运行困难的对策：
（一）县级财政首先应立足自身解决实际问题。
（二）市级财政要强化市管县责任。
（三）省级财政要进一步完善上级转移支付补助办法。【回答】

5. 如何理解积极财政政策

1998年搞积极财政政策，2008年再次启用积极财政政策，现在依然在搞积极财政政策，叫法都一样，但含义不同。不同在哪？一个是目标，以前的积极财政政策目标是拉动增长，现在的积极财政政策目标是在稳住增长。这有很大的区别，一字之差，一个“拉”一个“稳”，在财政政策操作上、内容上都会不同。
　　拉动经济增长，毫无疑问，就要财政大规模扩张，而稳住增长就不一定非要大规模扩张。当前财政政策对于稳增长更多的是作用在结构上，这一点与以往不同，如果把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和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视为同样的政策，可能就会对当前财政政策的期待或评价产生偏差，比如赤字率问题，比如债务规模问题。这些期待或评价都可能因为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理解不同而不同。
　　除了目标，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内容上也不一样。过去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靠投资，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多是减税，过去的积极财政政策侧重在支出侧，现在积极财政政策侧重在收入侧，降费减税。当然，必要的支出也是需要的。所以，当前的赤字与以往赤字性质上也有差别，以往赤字更多是因为扩张形成的缺口，所以叫扩张性的赤字，当前的赤字更多是因为减收减税形成的赤字，所以称之为减收性的赤字。从量上来看，两个赤字没什么区别，都是赤字，但具体的含义是不同的。
　　第二点，积极财政政策有两个转向。第一个转向是从总量性的政策转向结构性的政策。总量性政策的学理支撑是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常说的“三架马车”，把财政的变量切入到“三架马车”中。很显然，仅仅依赖流行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解决不了中国当前的问题，因为当前问题更多是结构性的，所以说也很不适应。这种结构性政策的学理支撑，我认为就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分析框架，但国家治理的分析框架还在构建之中。放在国家治理的框架来看，实际就是新的政治经济学。
　　当前对很多政策或者改革的理解应当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新时期既是发展的新时期也是改革的新时期。改革的目标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各项改革、各项政策都应当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下考虑。如果不考虑总目标，很可能会偏离方向，很可能陷入到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态，可能会迷失。制定政策的时候会迷失，评价政策的时候也会迷失，改革的时候会迷失，评价改革的时候也会迷失，因为没有了总目标，没有了总的方向，可能就很难形成共识。所以，谈改革也好，谈政策也好，还是应当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的总目标，也就是国家治理结构改革。
　　结构性财政政策的学理支撑就是国家治理理论，就是怎样搭建一个新的国家治理结构。没有新的国家治理结构，就不足以支撑当前新阶段的发展，很多问题可能就找不到头绪。我发现网络上、媒体上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总目标似乎谈得不多了，大家都是就事论事地谈一些问题。
　　结构性财政政策毫无疑问也和国家治理结构改革结合起来。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谈结构性改革，不同国家结构性改革还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将结构性改革和改革的总目标联系起来，实际上就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国家治理结构的重塑，或者说当前谈结构性改革，应当是处在这么一个大的阶段，是对总目标的一种具体化。所以，结构性改革和国家治理结构的重塑应当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具体化的关系，而不是说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改革的总目标。这一点应当明确，结构性改革要回到国家治理结构，否则改革就更难以形成共识。
　　当前改革之所以出现一些“空转”“打滑”的现象，我认为与对结构性改革的理解上存在一些偏差是密切相关的，看起来与当前的经济形势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实际有内在的关联。
　　如何在国家治理结构的分析框架下理解财政政策？治理结构一般来讲就是如何调整三个维度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三个维度的关系整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构成国家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不同国家在这三个维度有不同的处理办法，也就看到了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不同的社会结构。
　　当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存在政府缺位、越位问题，甚至还有错位问题。说了很多年，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决，比如市场的活力与政府监管的关系，政府缺位。比如消费外流，公众都跑到日本、欧洲买消费品，说明供给出了问题，而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监管不到位，使公众买什么都不太放心。监管标准、监管效果到底怎么样，其实公众心里很清楚。为什么让人不放心？就是监管没有跟上，导致供给创新的压力和动力不足，如果说假冒伪劣产品、低端产品，甚至损害消费者健康的产品都可以在市场上存在，那些高端的、安全的产品谁会愿意花时间精力去做？监管不到位就导致逆向淘汰。
　　中国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公众对消费品质的需求，对健康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政府监管首先就没有跟上，比如说奶业，三聚氰氨事件之后奶业受到很大打击，公众对中国的奶制品失去信任，转而购买国外奶制品。尽管三聚氰氨事件之后，监管确实努力了，监管体制也在改进，但是对政府监管的信心依然不足。所以，消费外流实际是消费者以钞票的方式投的信任票和不信任票，其中有市场的问题，我认为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府监管。
　　为什么举这个例子？谈供给侧问题，很多人都在讨论产品质量不高，实际上与政府缺位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供给侧的改革首先解决的是政府的问题，没有一个科学的严密的监管体系，没有高标准，供给侧质量的提升和有效供给就很难真正实现，转型升级是需要压力的，压力既来源于市场，也来自于政府的标准和监管。
　　所以，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我认为现在改革是不到位的。除此之外，还有国企的问题，金融监管的问题等等，都达不到。他们又均与财政密切相关。
　　除了政府与市场，还有政府与社会的维度。实际上就是民生与发展的关系，怎么来处理，好像要在民粹主义或资本主义两者之间做选择。我认为刘元春教授说的对，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民粹主义，而应当是社会主义。那么，两者之间又应该怎么样兼顾？改善民生只考虑眼前还是考虑长远还是考虑可持续？实际上对财政政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曾经有一个时期，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不用说其他领域，就是在支出标准上就缺乏一个整体的考虑，比如说工资问题，退休费上涨问题。这些标准到底怎么确立？我认为现在还有待进一步科学化。现在事业单位就存在一个现象，在职人员的工资没有退休人员高，高校也是事业单位，只要一退休就比在职多拿两三千块钱，到底是鼓励劳动参与还是抑制劳动参与呢？这说明事业单位体制的改革，作为政府和社会关系的核心问题，没有实质性的拓宽和进展。在这些科研院所，与创新驱动的关系就更不用多说了。
　　这说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现在还没有捋顺。总体上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还是传统体制框架的延续，尽管改革开放快40年了，但是在政府与社会关系这方面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大的突破和进展。尽管现在中央改革没有完成，但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整体上看依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延续，尽管一些局部的改革，微观的一些改革是有进展的也是有成效的，整体框架并没有真正搭建起来。
　　比如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不是经济组织，不是企业，也不是行政机关，而是鉴于两者之间特有体制下的产物，借用国外概念有的叫非政府组织，有的叫做非营利组织，中国叫做事业单位。这些事业单位都是政府办的，而政府办的这些事业单位实际上又依托于政府各个部门，这与上个世纪80年代国营企业依托于政府的各个主管部门是一样的状态。尽管现在也在对事业单位放权，但有的方面还在收权，并没有真正解决事业单位的主体性问题。他们涉及一个社会的微观基础，搞市场经济要有一个经济的微观基础，也就是企业，社会也有同样的微观基础，就是社会组织。其中，首先就是事业单位，但这方面的改革还没有大的突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这方面的改革没有重大突破，创新驱动从何而来？
　　时间有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不展开了。
　　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绝不是凯恩斯分析框架语境下的积极财政政策，而是一种涉及经济、社会以及整个国家治理多个维度的财政政策，可称之为“结构性的政策”。
　　从总量的政策转向结构性的政策，与之伴随的还有一个转变，就是从单纯的经济政策转向经济社会的政策，这意味着财政的内涵不仅仅是经济的手段。过去搞物质资本投资，转向经济社会政策后应当更加注重的是人力资本的投资，换一个说法就是公共服务的消费。从支出结构来讲，就是要更加强化公共服务的消费，扩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但在这个问题上很容易发生偏向，偏向公共服务可能转换成福利概念，一旦转换成福利概念，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可能就没关系了。
　　我认为上述两个转向就是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大变化，这样的积极财政政策才能推动结构性改革。为什么会有两个转向？中国目前发展到这个阶段，如果不把握发展的整体性特征，仅仅从经济本身来看发展，那是远远不够的，就像一个人的成长，年轻时候长身体，现在除了长身体更需要坚强的骨骼和健全的身体。国家发展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从整体出发考虑问题，就需要一个完整的国家治理结构，这样才会比较成熟，不能像过去一样，在假定其他不动的情况下来搞经济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现在在其他方面不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潜力已经释放完了，当前的结构性改革就是回到国家治理结构的陈述上来，财政政策和这一点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一句话，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从这个逻辑自然可以推导出来。

6. 财政补贴存在的问题

内容摘要：财政补贴农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但如何把好的政策用好却是一个难题。我国当前的财政农业补贴就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补贴总量小、稳定增长机制尚未形成、补贴标准混乱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在遵循这些原则的基础上，确定合适的目标，进而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财政补贴，农业补贴，黄箱补贴，绿箱补贴 一、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演变 财政对农业给予有效补贴，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的旨在保护和发展农业的一项重要政策。所谓财政补贴支农，就是指政府利用财政补贴方式支持“三农”发展。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最早以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形式出现，之后逐渐扩展到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农业生产用电补贴、贷款贴息补贴等方面。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制定实施受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制度、国家财力和不同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目标任务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补贴支农政策大体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94年）是现行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形成时期。第二阶段（1994年～2002年），财政补贴支农政策发展时期。财政补贴支农逐步增加，加大了对生态建设的支持，加大了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支持。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是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创新时期。除了已有的政策继续执行并加大力度外，提出并开始实施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政策，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补贴支出主要用于农村，同时在基本建设投资包括国债资金方面加大了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变财政支农方式，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改革农业税制。 从2004年起，国家财政调整粮食风险基金使用结构，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并不断加大对部分地区种粮农民的良种和购置农机补贴力度。财政部统计显示，2006年全国粮食直补资金达到142亿元，比2005年增加约10亿元，其中13个粮食主产省（区）126.8亿元，均占本省（区）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良种补贴资金40.7亿元、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6亿元，分别比2005增加2亿元和3亿元。 我国还将继续加大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力度。这一补贴制度是财政部去年以柴油配套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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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财政补贴存在的问题与改革

分析问题之前有以下假设，信息不对称，个人理性。
财政补贴在以上前提下会造成补贴行业预算软约束，引发道德风险和寻租行为，从而增加财政负担。
改革在于剥离政策性负担，如果剥离政策性负担就会让补贴对象没有理由吸纳财政补贴。但需要指出的是一些行业和企业是必须补贴的，比如国防等，但这些行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很小，所以不会引起太大的问题。

8. 财政政策为谁积极如何积极

积极的财政政策：指通过财政投融资来实现产业政策的国家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手段。
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投融资进行国家基本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经济结构，引导、推动、扶持产业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投资，增加就业，扩大内需，使本国经济平衡可持续发展。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经济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必要前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