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外逃的资产外逃的主要方式和渠道

1. 资本外逃的资产外逃的主要方式和渠道

中国实际存在的资产外逃方式多种多样，分析来看．主要有以下五类：（一）以“价格转移”等方式通过进出口渠道进行资产外逃。“价格转移”是各国不法企业常用的转移资金和利润的方式，具有相当的隐蔽性。高报进口骗汇，低报出口逃汇，一直是中国资产外逃的主要渠道。同时，以出口不收汇，进口不到货，通过假造贸易单证骗汇，或将外汇截留境外等违法行为，也是我国资产外逃的重要方式。1998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开展的外汇大检查中，发现骗汇金额超过了100亿美元，据分析，其中相当部分可能已经外逃。（二）虚报外商直接投资形成事实上的外逃。较为典型的做法是：中、外方合谋，以高报外方实物投资价值或中方替外方垫付投资资金的方式，通过设立合资企业向境外转移境内资产或权益。同时，由于一些社会中介机构为外商投资企业虚假验资，产生外商直接投资高报。这些虚增投资最终都会以利润汇回或清盘形式要求换汇汇出，从而形成迂回的资产外逃。（三）通过“地下钱庄”和“手机银行”等境内外串通交割方式进行非法资产转移。所谓“地下钱庄”的做法是，换汇人在境内将人民币交给地下钱庄，地下钱庄则将外汇打入换汇人所指定的境外账户。日前，有关部门查获的两个地下钱庄，就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非法交易，涉嫌金额都在20亿元人民币以上。所谓“手机银行”，就是专做外汇非法交易的掮客，与境外机构或个人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只须打个电话，就可以做成一笔汇兑生意，境内是人民币从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境外是外币从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在我国沿海的个别地区，这些人几乎成为半公开的经纪人，并建立了“良好的信誉”。此外，还有一些境内企业与业务伙伴等较熟识的境外企业进行所谓的“货币互换”，境内企业直接在境内为境外企业提供人民币进行各种支付，境外企业在境外以约定的汇率折成外币偿还。（四）金融机构和外汇管理部门内部违法违规操作形成的资产外逃。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外汇管理部门在办理结售付汇业务或有关审批手续时，可能放宽真实性审核标准，为客户违规划汇资金，或者内部个别工作人员与不法分子串通，为资产非法转移提供方便。同时，金融机构也存在违法违规资金划拨的可能。一些金融机构无单证或单证不全售汇，乱放外汇贷款，滥开信用证等，也造成了国家资产和外汇损失。（五）通过直接携带的方式进行资产外逃。我国允许境内居民个人携带2000美元外币（超过的需要银行或外汇局开具外汇携带证），或6000元人民币现钞出境，用于境外经常项目支付。但是，如果当事人使用这笔资金购买证券或转存银行，那就成为资产项目支出。对于那些频繁出入境的人员来说，多次合法携带的资金就可能是一个较大的数目。实际操作中，违规超限额携钞出境的现象也十分常见，另外，旅行支票和外币信用卡理应用作境外个人消费，但也可能转成资产，形成资产外逃。

2. 终于把什么是资本流动，资本外流，资本外逃说清楚了

资本外流一词并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一个极端的概念是，所有从发展中国家外流的私人资本，不管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证券还是股本投资，都可以称作资本外流。那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缺乏资本，在发展过程中必然是净借款者，需要依靠外部融资来补充国内储蓄。因此，资本外流减少了这些国家能够利用的资源，因而是潜在的经济增长方面的一个损失。

但是，这并不是最普遍地被采用的关于资本外流的定义。这个名词一般包括出于投机目的而出现的短期外流，或者由于本国经济或政治不稳定而造成的外流。换句话说，这些钱并不是基于长期经济考虑进行对外投资而从国内“流出”的。根据这个定义，资本外流将包括所有短期私人资本外流，加上在国际收支帐户中“错误和遗漏”净额项目（即无法列入其他帐户的项目）。这种做法的缺点是，它没有考虑到国内居民把“一般的”证券加以多样化而出现的短期外流。它并不是造成资本外流问题的那种实际私人资本的外流，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使国家受的那一部分损失。虽然总的国民财富（国内加上国外的财富）可能不会由于资本外流而发生变化，但是，当政府并不知道国内居民累积的国外资产，或者并没有从这些国外资产中获得收益（例如通过税收形式获得的收益），而且从这些资产中获得的盈利仍然留在国外，或者通过非正式渠道送回国内时，国内居民的国外收入和财富不能帮助偿付这个国家债务的本息，也不能帮助为这个国家的开发计划提供融资。因此，在实际意义上，资本外流的定义可以是私人资本外流总额减去可以确定的和已经申报的利息收入。

3. 资本外逃的介绍

资产外逃（Capital flight）是资产流出中“非常的”那一部分，其中既包括规模未被政府准确掌握着的资产流出部分，如出口低报和走私等；也包括渠道未被政府准确掌握着的资产流出部分，如资产项下的资产混入经常项下流了出去等。由此不难看出，资产外逃具有极强的违规性与隐蔽性，因此其规模很难被准确衡量。

4. 资本外逃的精要解释

一国或经济体的境内及境外投资者由于担心该国将发生经济衰退或其它经济或政治的不确定性而大规模抛出该国国内金融资产，将资金转移到境外的情况。

5. 资本逃避的我国资本外逃的类型

我国资本外逃的类型：一种是属于正常的资本流出，但有些不正常的原因，或者说在资本流出中有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私人资本，由于我们在法律和实践上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不够，私人企业赚了钱就存到国外，它们的量也相当大。再一种是属于非法所得，包括一些官员、经理人员和业务人员通过贪污受贿、寻租以及从国内外公司等得到的非法收入或黑色收入，这笔钱被转移至国外，每年亦不少。还一种是利用贸易渠道，少报出口，多报进口，尤其是通过少报出口，实现资本外逃。比如出口报低价，但实际所得要高，这高出来的部分就尽量不结汇，把资产留在境外。这种情况近年来比较明显，因为汇率问题包含投机心理在内，人们预期人民币会贬值，一些公司就更多地持有外汇，把钱截留在国外，不结进来。这部分逃出去的资本每年达到一、二百亿美元的规模。尽管如此，就目前外逃的国内资本来看，学术界的共识是，主要有三类：一类是通过贪污、受贿、寻租以及出售国企等手段侵吞的国有资产；另一类是从事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等获得的巨额财富；第三类是通过合法经营积累的私人资本。前两类资本的占有者是担心非法所得放在国内不安全而设法将其转移到国外；后一类资本的所有者则是担心合法财产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保护而向国外抽逃。据分析，国内资本外逃的主力军是不法资产的占有者。在外逃的国内资本中，也有一些是由于合法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而选择外逃。客观地说，在我国现有法律环境下，合法的私人财产尚不能得到很好地保护，私有财产被无理侵占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一部分私营企业主，担心有一天资产、人身遭遇不测，于是纷纷采取抽逃资本或购买“绿卡”到国外的办法求得自保，民间把这种现象称为“开天窗”。据民主建国会北京经济学院支部和中关村试验区支部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北京资产总额超过5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主中，向国外抽逃资本者已占三成以上，而且这个数字日益猖獗的资本外逃，不仅造成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削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而且动摇了人们对人民币汇率持稳的预期，增加了防范金融危机的难度，甚至可能直接诱发金融危机。因为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了外币的供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外币的需求。如果持续外逃导致汇率持续下降，必然导致恐慌，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资金外逃，最终酿成金融危机。尽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近年来国内宏观经济稳定增长，通货膨胀率较低，汇率稳定，外汇储备稳步上升，资本外逃对国内经济的冲击还未充分显现出来；但如果对之掉以轻心，迟早将会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在这方面，墨西哥与东南亚国家的教训已经够深刻的了。

6. 资本逃避的原因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某些权力阶层及与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利用中国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漏洞和法制的不健全，实现化公为私，从中攫取非法财富。为了永久占据这部分财富，把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不动产或存人私人“地下钱庄”。随着近年来国家对金融监管的加强以及反腐力度的加大，这些不法资产的占有者感到把钱放在国内实在不安全，于是千方百计地转移非法所得，通过如投资移民身份，在境外购买房地产，将子女送出国外等各种渠道将其转移出国内，从而发生资本外逃。据分析，国内资本外逃的主力军就是这些不法资产的占有者。 ，使腐败资金转移境外，造成资本外逃。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资本流动国际化的情况下，洗钱活动愈演愈烈，洗钱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在我国，贪污腐败和洗钱有着密切的关联。有调查表明，近年来我国洗钱活动日益增多，数额也在不断上涨，犯罪分子将通过贩毒、走私、贪污和受贿等非法交易活动所获得的“黑钱”通过各种途径套取外汇资金汇往国外。从一些已经暴露出的案例来看，腐败分子把贪污腐败得来的钱转移至境外，再利用我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以外商的身份回国投资。这样，形成一个权力与金钱互相依存的、里应外合的洗钱链，从而实现对国家和社会财富的赤裸裸的循环侵占。因此，“洗钱”因素也是导致我国资本外逃的一个重要因素。 “过渡性”外逃资本指通过非法渠道流出国内，再以外资形式流入国内的资本。长期以来，我国为吸引外资以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短缺，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使得外资与内资在竞争上处于不平等地位。为了享受外资身份所带来的“超国民待遇”，同时也为了趋利避险，国内企业居民存在着极大的动力把资金向国外转移。国内一些企业居民将外汇资金转移境外后又作为外资流回国内，以享受各种税收和其他优惠待遇。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大陆投资的香港资本中，25%属于回流资本。它不仅造成了国内企业与假三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而且还造成大量的税收流失，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损失。我国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每年造成大约143.22亿美元的“过渡性”资本外逃。 一国政府财政赤字的状况往往会直接影响到该国的资本外逃。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所追加的内外债资金呈现逐年攀升，尤其是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对于外债的依赖还有逐渐增强的趋势。由于以往财政赤字的相当一部分是靠发行货币来弥补的，这就等于对居民征收了一笔“通货膨胀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财政赤字使国内居民对国家债务产生忧虑，而这种忧虑又导致了国内居民以各种形式增加持有外国资产，形成资本外逃。我国的银行业存在大量不良资产，且无相应的存款保障制度，使投资者对国内金融体系信心不足，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担心始终没有消除。许多国内资本为了不承担“贬值税”而纷纷逃出国外。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利息税的开征，遗产税及综合所得税的酝酿，居民产生国家要通过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的预期，从而产生资本外逃的动机。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通过自己诚实合法的劳动先富起来了。但是国内保障私人财产的专门法律和相应的制度安排还很不健全，一些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心存疑虑，担心私人合法资本被侵占，出于保有财富的动机，一些私营企业主采取抽逃资本或购买“绿卡”到国外的办法，将资本转向所谓“避风港”国家求得自保。据民主建国会北京经济学院支部和中关村试验区支部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北京，资产总额超过5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主中，向国外抽逃资本者已占3成以上，而且这个数字还呈上升趋势。对利率等金融资产的价格实行严格管制。我国实际利率与发达国家相比普遍较低，金融资产的真实价值无法体现，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高收益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产生转移资产的愿望。在利差、汇差、收益差的诱导下，为获取高收益，也会引起违规资本外流。另外，对外汇实行管制，企业灵活用汇受到压制，比较突出的是规避投资管理和外汇管理，也会形成资本外逃。 汇率的问题很多时候是个预期问题。一是由于人民币贬值的历史数据和现存的管理汇率生成机制，1987～1994年的8年间，人民币名义汇率6次贬值，其中 5次贬值幅度超过10%。二是根据“利率平价理论”，汇率超调后，会产生相反预期；过度贬值产生升值预期，过度升值产生贬值预期。在1996、1997年 3次降息的基础上，1998、1999、2002年又5次降息，5次累计下调存款利率2.4%；2003年5月美元贬值幅度扩大，带动人民币贬值，名义汇率连续贬值以及实际汇率定值过高，无疑会强化人们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促使其转持国外资产以避免潜在的资本损失。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远期外汇市场，利率受到管制，缺乏足够的可供国内企业和居民用作投资工具和套期保值的外币金融工具，加上金融资产种类不多，融资渠道狭窄，企业和居民无法规避用汇风险，只能被动地接受一切汇率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从而使企业经常将所取得的外汇收入以隐蔽的方式存于国外，出现逃汇现象。近年来，国内外黑市价格的高升和周边国家货币的纷纷贬值加剧了居民对人民币贬值的恐惧心理，特别是近几年亚洲金融危机加剧，使国内企业和居民产生强烈贬值预期，从而吸引了国内有条件的居民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形成资本外逃。

7. 如何应对资本外逃和经济放缓的两难困境

近年，随着我国央行降息，美联储加息，中美利差逐渐缩小。于此同时，近期人民币汇率下调更引发了人们对于资本外逃的忧虑。短期大额资本跨境流动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是短期的汇率预期和利差。因此，想有效减少资本外流，有两种方式。一是使用行政手段更加严格地管制资本流通，比如减少个人兑换外汇的额度、在已经开放资本账户的情况下重新关闭资本账户等。二是利用市场规律，适当提高短期利率以保证短期利差向有利方向改变，同时大幅压低长期利率以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

我们认为，资本账户管制的成本过大。使得改革进程倒退。巴西等国的历史经验也证明未必有效。并可能酿成更大的外汇挤兑恐慌。相反，利率扭转操作方法针对性强。可有效改变短期汇率预期。操作上，历史上美国也有过成功经验。对于中国内生性强但又开放的经济大国来说，具备充分多样的政策选择条件。

我们只要保证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降低政策的不确定性，稳定长期投资的国际资本。同时，把政策重点放在防范和应对追求短期利差和被预期驱动的套利资本或者“热钱”上，利率扭转操作完全可以有效应对极端情况下的资本外逃。

随着美联储短期目标利率提高，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两年降息，中美两国的短期利差不断缩小。在此背景之下，资本外流现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近几天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更加深了人们对资本外逃的忧虑。

虽然中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放开，绝对自由兑换外币尚未实现。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加深，资本大量外逃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极端情况下，如果中国1.09亿中等收入人群使用每人每年5万美元的换汇额度，亦可造成5.5万亿美元的巨额资本外流。5.5万亿美元可逐步消耗掉3.3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虽然这只是一个极端情况，但是政策上我们最好也要做到未雨绸缪。关于应对资本外逃，有两大措施。一是资本账户管制，二是利率扭转操作。

一、资本账户管制


资本账户管制可采取的方式包括，减少个人兑换外汇的额度、在已经开放资本账户的情况下重新关闭资本账户等。这种方法看似易于操作，简单有效，但是与市场化的大趋势逆向而行。并且，使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开放的进程出现倒退，长期来看并不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原因如下：

首先，操作成本过大。2015年，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开放方面取得了两项巨大的成就：一是美国国会批准了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由此，中国将成为IMF第三大成员国，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份额上升。二是IMF正式批准人民币加入SDR，新的货币篮子将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两个事件共同提升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稳定和自由使用是IMF对与SDR篮子货币的要求。资本市场的开放根据经济形势虽然可以放缓甚至暂停，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人民币国际化不能出现倒退。一旦出现改革的倒退，将对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信用造成严重的甚至是永久的伤害，几十年对内对外的经济改革和努力可能毁于一旦。

其二，资本外逃的手段多样、防不胜防，资本管制未必能够有效地阻止资本流出。国际经验表明，资本账户管制很难成功。以巴西为例，上世纪90年代巴西政府对资本流动采取了多种政策管制，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投资者和投机者总能找到政策的漏洞，因此巴西政府被迫不断采取新措施以堵塞原有的漏洞，但最终管制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

其三，即使严格的资本管制一时防止了大量资本的外逃，也是治标不治本，政策和经济的不确定性可能酝酿更大的危机。市场参与者与政府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导致了有多种均衡局面的存在，如果政策得当会使经济向好的均衡发展，处置不当会转向“自我实现”的货币危机。于是政府的相机抉择行为在整个危机过程中占据主要地位。即使在没有货币长期贬值预期的经济环境下，如果政府采取不当的政策应对短期的资本外流，也有可能引起投资者信心丧失进而导致市场预期的传递。最终，汇率市场的短期波动变成自我实现的恐慌和货币危机。

因此，利用行政手段强行关闭资本流动的通道，并不是最优应对措施。

二、利率扭转操作

在中国保持稳定经济增长条件下，降低长期利率提升短期利率扭转操作可行性更高也更加有效。

首先，中国经济即使放缓，每年也仍将至少6%的增长率，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因此，只要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在中国进行长期的投资对发达国家的资本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因此，一旦明确了政策目标，就可对症下药。既然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短期利差更为敏感，那么我们可提高短期利率，提供跨境资本需要的短期利差，并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同步增长。有了利差，国际资本就没有出逃的动力，资本外逃的问题很可能迎刃而解。

当然，提高短期利率对宏观经济有负面的影响。宏观经济目前处于下行阶段，货币政策应该适当放宽而并非紧缩。如此一来，在刺激宏观经济和防止资本外逃上货币政策出现了两难的局面。一般来说，一个小国开放经济会面临“三元悖论”，也就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但对于一个开放经济大国，尤其像中国如此庞大的经济体而言，“三元悖论”就未必成立。开放经济大国同时具有自给自足经济和大国开放经济的特点，完全的资本流动对于大国来说并不存在。因此，大国开放经济是可以通过内部政策的调整来同时达到稳定外汇市场和国内经济的目标。而且，我们的货币政策工具是多样的，并不是只有单一的调节短期利率，我们在运用短期利率工具解决资本外逃问题的同时，可以采用其他工具来弥补短期利率升高对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譬如下调存款准备金。

我们国家的存款准备金率高达20.5%，有很大的下调空间。央行可以在提高短期利率的同时降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如此操作既保证了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也给了银行更多的发展空间。其实，在上一个十年的经济扩张周期，央行也是采取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的方法来冲销大量海外资本流入。

另一方面，央行还可以使用长期借款便利，或者大量购买国债和2015年置换后的省级地方债，来进行扭转操作从而降低长期利率。扭转操作始于1961年，当时美国处于经济危机环境中。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约束，美联储无法降低短期利率刺激经济。在此背景下，肯尼迪政府和美联储合作推行了扭转操作——美联储购买长期债券的同时，财政部发行更多的短期国债来压低长期利率。更近的一次扭转操作为2010到2013年美联储实行的QE2和QE3。当时，在短期联邦基金率达到零利率下界的时候，美联储通过购买长期国债降低长期利率，平滑收益率曲线，刺激投资。

除了短期的套利资本以外，经济中绝大多数的资本决策还是以长期利率作为主要考量因素。长期利率的降低非常有利于刺激个人和厂商的消费和长期投资行为，并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和经济的长期增长。而长期增长才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所在。另外，降低长期利率在刺激实体经济的同时，也有助于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形成稳定利好的长期预期。良好长期预期可减少因为看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而外流的资本，并同时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在中国进行长期投资。

因此，提高短期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降低长期利率的扭转操作，能够稳定汇率市场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同时也有利于实体经济的长期发展。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和资本市场的开放，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必然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同时需要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应对各种潜在的风险与危机。

8. 现有的金融体制对资本外逃的影响是什么

帮你总结了几点，你看看是否有帮助，
其实现有的金融体制一般在98年开始慢慢建立的。以央行在2000年发表的加强金融体制改革为契机，体制慢慢完善之中，不过你提到的资本外逃确实需要重视
Capital Flight又称为资本逃避，资本非法转移等，是资金跨国界的一种异常流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有分析显示，我国曾经成为继委内瑞拉、墨西哥、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4大资本外逃国，资本外逃额占GDP的比重仅小于俄罗斯


1.资本外逃对我国国内经济的影响

　　（1）影响资本形成

　　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中断言，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是净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递增到10％以上，而净投资的增长必须以社会资本的积累为条件。在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G=S/K的公式中，当产出率一定时，资本积累率S就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率G的唯一因素。因此，资本外逃会削弱一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从总体上看尚处于投资推动阶段，大量资本外逃无疑将减缓经济发展速度。

　　（2）削弱政府税基

　　规模较大的资本外逃必然侵蚀一国税收的基础。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巨额资金外逃，尤其是“过渡性”资本外逃，逃出去的资本以“外资”身份返回享受税收优惠，一方面使国家应征收的税收流失，减少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又制造了一批假外资企业，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3）导致财富流失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资本外逃有相当一部分是单向流向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造成国内财富的大量流失。

现有的金融体制对资本外逃的影响是

　　（1）影响国际信用等级

　　资本外逃会加剧我国对外资的依赖，而外资、外债的大量增加无疑对我国的国际清偿力提出了挑战。尽管我国拥有较多的外汇储备，但资本外逃若持续地、大规模地发生，必然影响到债务清偿率，导致国际社会对我国信用评价降低。同时，资本外逃也从侧面反映了国内外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前景信心不足，阻碍了我国政府申请追加国外贷款，影响在国际上等资。在资本外逃严重的时期，两大国际风险评估机构穆迪投资人服务公司和标准普尔公司，对我国的信用评级分别是BBB[+]和BBB.因此，规模庞大的资本外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

　　（2）影响国际收支平衡

　　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平衡来实现。随着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资本项目比重会不断上升，而经常项目比重会下降。从短期看，大规模的特别是突发性的资本外逃将使我国资本项目恶化，外汇储备下降，这将进一步加剧国际收支失衡并引发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资本外逃也将对我国的经常项目产生不利影响。从贸易收支看，资本外逃使本币汇率贬值，根据“J曲线”效应，我国贸易收支先有逆差，后有顺差；从非贸易收支来看，可能出现持续逆差。长期的持续大量的资金外逃最终将破坏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恶化我国的对外经济环境。

　　（3）影响人民币汇率稳定

　　就外汇市场而言，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了外汇供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外汇的需求。在浮动汇率制下，本币汇率会迅速下跌。而实行固定汇率或管理浮动汇率的国家，央行将动用外汇储备维持一定的汇率水平，故会迅速减少国家外汇储备。因此，资本外逃是冲击我国外汇市场、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的重要因素。